在这个赌约中，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尽管市场一般来说是理性的，但也会偶尔出现发疯的情况。
抓住这样的机会并不需要拥有大智慧和经济学学位，或是懂得那些华尔街的术语，譬如“Alpha”和“Beta”。
投资者需要的是能够摈弃无谓的恐惧和激动，同时相信简单的事实。另外，能接受在一段时间内显得很无趣甚至很傻，也是必要的。
是什么机会呢？我和Protégé在2007年底各花了31万8250美元，买了票面价值为50万美金的零息美国国债。这些国债不会在期间支付利息，但因为买的时候有折扣，所以能够提供年化4.56%的回报，这样十年后我们正好能得到50万美金。
事实上，我和Protégé在买的时候，只是想到时候能顺顺当当的在十年后让获胜一方把100万美金给到相应的慈善机构而已。
然而在我们买了之后，债券市场发生了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2012年十一月份，我们那些还有五年才到期的债券，交易价格上涨到了票面价值的95.7%。换句话说，以当时的交易价格买入的投资者，到期的年化收益率还不到1%，只有0.88%。
这点回报让这些债券变成了一笔很愚蠢的投资，尤其是和当时的美国股票相比。那时候，标普500若按市值比例加权，每年可以为股东获得10%以上的回报，那时的现金股息率都高达2.5%，是我们持有债券的3倍。而这些股息几乎一定会继续增加。
除此之外，标普500公司还拥有大量的利润留存，可以用来扩张生意或者回购股票，不管他们选择哪种做法都能提振每股盈利。另外，不管短期如何波动，从1776年以来，美国经济始终是在稳步向前的。
基于股票和债券估值的极端不平衡，Protégé和我一致同意卖了五年前买的债券，而买成11200股伯克希尔的股票B份额。结果呢？现在奥马哈女孩救助会可以得到222万美元的捐赠，而不是之前赌约中的100万美元。
这并不是因为伯克希尔在过去五年股价表现的非常好，但它也不需要表现的非常好，只需要击败年均收益率0.88%的债券即可。
这样的股债交换的唯一风险，是到了2017年年底正好碰上大熊市，我和Protégé一致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一方面是因为伯克希尔在2012年底的股价很合理，另一方面则是五年内伯克希尔几乎一定会拥有更多的资产。但为了消除所有的风险可能性，我还是做出了承诺，如果11200股的伯克希尔股票在2017年底价值不足100万美金，我会全额补齐。
理论上说，投资这件事是牺牲当下的消费，试图换取以后更大的消费能力，而风险就是这一目标无法达成。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在2012年时，被视为“无风险”的长期债券事实上比股票长期投资风险更大，因为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只要年均通胀超过1%，这些政府债券的实际购买力就会被削弱。
我必须澄清的是，如果只看短期的几天、几周甚至几年，股票都是一种比短期国债风险更高的投资。然而随着投资者的投资周期的拉长，一个分散的美国股票组合会变得比债券风险更小，前提是这些股票在购买时的估值应该比债券要低。
拥有很长投资期限的投资者，譬如养老基金、学校捐赠基金和长期储蓄型的个人投资者，如果简单的将组合中的股债比例作为衡量投资风险的标准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组合中的高等级债券往往会增加风险而不是降低风险。
从我们这个赌约中可以得到的最后一个经验，是投资者应当坚持更大局的、看起来“简单”的决定，并避免大量的交易。
在这十年期间，那两百多个对冲基金经理一定做了上万个买卖的决定。绝大部分基金经理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的交易选择，并坚信这些交易会给他们带来超额收益。而在交易的过程中，他们钻研年报，调研管理层，研读交易记录并和华尔街的分析师们频繁会面。
而与此同时，我和Protégé没有做任何的研究、调研，也没有天才般的交易主意。我们在这十年间只做了一个交易决策，那就是卖出估值超过100倍的债券（95.7的价格除以0.88的年化收益率）。接下来我们把钱全都转移到伯克希尔这只股票上，因为他背后实际上是一篮子实体生意的组合。由于那些留存利润，伯克希尔的年化价值增长几乎不可能小于8%，就算我们的经济表现平淡。
经历了这样几乎幼儿园水平的分析之后，我和Protégé做了转换，然后就休息了。因为我们相信，假以时日，8%一定能大幅击败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