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盲眼王国中
像巴菲特一样，索罗斯一直在做着自己的调查研究。他对市场的看法总是与他的同行们不同，甚至在创建量子基金之前就已如此。
在他于1956年初次来到纽约时，他发现他有一个竞争优势。在伦敦，欧洲股专家多如牛毛，但在纽约，他们却十分珍稀。正是凭借这一点，他在1959年欧洲股票开始暴涨时，实现了他在华尔街的第一个大突破。
这开始于最终成为欧洲共同市场的煤钢共同体的形成。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在一个“欧罗巴合众国”中抢占先机的美国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对欧洲证券兴趣极.....成了欧洲投资热潮的领航者之一。这使我成为一群盲人中的独眼国王。像德赖弗,斯基金和J P.摩根这样的机构实际上完全被我控制了，因为他们需要信息。他们正在做巨额投资，而我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突破。
一些有同样优势的分析家只是坐在那里享受当本地“专家”的快感。索罗斯却非如此。像他的理念一样，他的调查也是原创性和第一手的。精通德语、法语、英语和匈牙利语的索罗斯能深入研究纳税申报单，揭示欧洲企业的隐性资产。他还会拜访企业管理层，而这种做法在当时几乎闻所未闻。
他的独立调查促成了他在1960年的第一次大行动。首先，他发现德国银行的股票远比它们的市场总值要值钱。其次，他发现保险企业集团Aachner Meunchner的不同成员间的复杂持股关系，意味着投资者可以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买到它们的股票。
就在圣诞节前，我来到J.P.摩根公司，给他们看了这50家关联企业的联系图，并把我的结论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会在圣诞节期间详细写下我的看法。但在我完成报告之前，他们就命令我立刻开始购入，因为他们认为，根据我的结论，这些股票的价格可能会翻一到两番。
今天，索罗斯以在期货和远期市场上做杠杆交易而闻名。但在1969年索罗斯和他的合伙人罗杰斯创建量子基金时，只有像小麦和咖啡这样的农产品以及像银和铜这样的金属才有期货合约。货币、债券和市场的衍生合约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迅速兴起。然而，索罗斯在金融期货诞生之前就运用了同样的原理，寻找可以通过买入或卖空私人企业的股票来加以赢利的机会。
索罗斯和罗杰斯如何寻找这样的股票?方法就是阅读，大量地阅读。或者参阅像《肥料溶剂》(Fertilizer Solutions)和《纺织品周刊》(Textile Week) 这样的行业刊物，或者为寻找可能影响市场的社会或文化趋势而阅读流行杂志，或者仔细研究企业的年报。当他们认为他们发现了一种趋势时，他们就会走出去拜访企业管理层。
索罗斯回忆说，在1978或1979年，吉姆.罗杰斯感觉到模拟世界将变成数字世界。
吉姆和我来到了蒙特雷，AEA (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正在这里举行会议——它当时叫WEMA。在整个星期内，我们每天都拜访8~10家公司的管理层。我们竭尽全力地全面了解这个复杂的技术行业。最后，我们选出了5个最有希望的成长领域，并在其中的每个领域内都挑选了一只或更多股票。这是我们这个二人团队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努力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量子基金的表现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好。
期货市场的发展为索罗斯提供了一个运用他的灵活性哲学的全新舞台。这些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对量子基金来说是最理想的市场。在期货市场，索罗斯建立大头寸的速度远比在股票市场中快，而且他的买卖行动影响市价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索罗斯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经济、行业、货币、利率和其他趋势上，一直在寻找正在发生的全异事件之间的联系。他的方法并没有变，变的只是他的关注对象。
他仍然喜欢与人交谈，他在世界各地的市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联系网，有时候会请这些朋友帮他判断“市场先生”在想些什么。
一直怀有一种自我批评精神的索罗斯不断完善着他的理念。而且，如果他的职员真的喜欢某个理念，他会要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思考这个理念。他还会敦促他们通过与持相反意见的人交谈来检验他们的理念，看看他们的想法是否站得住脚。
索罗斯和巴菲特都会用严格的系统化方式来寻找符合他们的标准的投资机会。他们自己控制这个程序，并愿意采用一切必要的方法，确保他们所找到的投资机会会创造非常高的利润。
再来看一看一个典型个人投资者的调查程序。他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以偶然得自经纪人、分析家的捧场文章、投资业务通讯、电视金融节目、报纸和杂志的第一手信息为基础。他甚至很少在购买一只股票前花点心思去读一读它的年报，更别说像巴菲特那样阅读它的所有竞争对手的年报了。
至于走出去拜访那些与公司有某种联系的人(如职员、顾客和竞争者)，以挖掘第一手资料, 在个人投资者当中就更为罕见了。
即便他确实使用了严格的调查方法，他也经常忽视投资大师们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用与调查方法同样严格的方法来监控他所做的每一项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