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另外一个经历剧烈变动的领域是股票经纪领域。除了能够充分利用内部调研，我也始终赞成利用外部调研补充信息。自己做调研，需要知道调研结果是否不同于舆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经纪人安排的晚餐，几个公司的高级代表和一些金融机构投资者也在场。晚餐中大家讨论了一个话题，即投资机构到底想要和投资目标

从8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召开的与被投资的公司一对一会议。80年代末期开始，我开始用硬皮笔记本做笔记，现在这些笔记本还保存在我的办

从早期开始，富达的投资方法就一直是建立在对公司进行内部调査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公司内部股票分析师的分析并与投资目标公司管理层定期召开会议。我很喜欢这种方法。我的第

“9•11”事件发生那天，我正在和一位经营一家小型专业经纪公司的朋友吃午餐。他是一般保险业务（非寿险业务）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们边吃午餐，边谈论保险行业。最后他说

托尼•戴伊（TonyDye)离开PFDM通信系统，那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科技股泡沫的预示。托尼•戴伊是伦敦价值投资模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2000年2月他离开了公司

我记得当时有一场激烈的争论，大家都在争论，在信息技术板块，到底是洛基卡（Logics)还是赛捷（Sage)是更具吸引力的IT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它们的价值都被过

1999〜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是我见过的股票市场最特殊的时期。有人问我，在那个时期投资市场已经非常专业化了，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个选股能手？他们说：“市场不是已经

三年后，海湾战争期间，我正在葡萄牙度假。连续几个夏天的8月，我们都在阿尔加维住两个星期。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我一直坚持我们租的房子必须配有电话以便我及时联系办公

在1987年12月份，股票市场下跌至谷底，年底我管理的基金收益还是上升了28%，而股票市场只有7.3%。然后，就在大崩盘前，我管理的基金收益率从年初开始一路攀升

大崩盘过后，专家们的意见分为极端的两派。我记得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经理告诉过我：“如果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一天内下跌都超过22%，那么投资事业将永远难以复原。”还

在过去的26年间，我对四件事情的印象极为深刻。那就是，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和2001年9月的纽约恐怖袭

三年半以前，我放弃了欧洲基金，重点管理特殊情况基金和特殊价值上市公司基金。至2006年中期，这两只基金的资产已达到了大约64亿英镑，管理4只基金的工作任务——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又承担起了富达欧洲信托基金发行的管理任务。我对欧洲市场（指英国以外的欧洲市场）尤其感兴趣，因为就投资而言，和英国相比，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

在富达起初的那段日子里，我同时还为泰莱糖业（Tate&Lyle)和施乐公司（RankXerox)之类的客户管理养老基金，但我的心思一直主要放在单位信托基金上。其